前天晚上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倒在床上眼睛瞪的溜圆就是睡不着觉，索性披衣下床，来到小书房。从书柜里抽出文友写的那本小说，坐在电脑桌前想读一读。当我刚刚翻开书的扉页，放在电脑桌上的手表在静谧的夜晚发出细微的“刷刷”声。我情不自禁的放下手中打开的书，从桌子上拿起手表贴近耳朵边仔细的听着，“咔咔，咔咔”，发条有条不紊的转动着，发出来的声音均匀、清脆、美妙。

　　这是一块极其普通的“北京牌”机械手表，它伴随着我已经整整四十年了。四十年前的1976年冬是我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寒假。人家家庭条件相对富裕的同学此时正享受着一年中，也可以说是大部分同学一生中最后一个寒假生活。而我们家庭的贫困状况不允许我养尊处优，享受这个假期，我像往年一样利用这难得的长假去干活，去赚钱贴补家用。父亲所在的单位与赤峰市造纸厂签订了秫秸合作收购合同，造纸厂负责检斤验质，结算付款，而父亲单位负责组织货源，请车发货。有了这样一层关系，我和另外几个同龄人自愿组织了一个小组，前去报到。造纸厂驻场领导郭叔看到我们这支队伍，皱了皱眉头，耸了耸肩，“就你们这一群小尕子也能干这活？”然后鄙夷的露出了一丝冷笑。他摆手叫我到他身边，“你的个头有多高？体重有多少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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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那天吃过了晚饭我们就守在了车站，等候甩车皮的信息。郭叔也早早来到了车站，他先看了看手表，又看了看我们打好的秫秸包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他走到我的身边，宽厚的大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晚上装火车一定要小心啊，扛不动就扔下去，人不许摔着了。”我感到郭叔的手是温暖的，暖进了我的心窝。

　　这一个寒假我赚到了二百多元钱，拿着汗珠子落地摔八瓣赚来的钱，我一分没留全部交给了妈妈，妈妈手里接过钱，眼睛盯着我满是伤口的手，泪珠断了线一般滚落下来。她说，“我孩子辛苦了，这笔钱妈给你存着。”我看着妈妈的脸，吞吞吐吐的对她说，“妈妈，我们同学有很多人都带上了手表。”说完脸一红，忐忑不安的低下了头。出乎我的意料，妈妈抹去了眼泪，微笑着问我说，“也想买块手表？”我用蚊子叫一样的声音回答道，“是的，妈妈。”妈妈豪没犹豫，她爽快的说，“没问题，孩子。你连着干了几个冬天了，没留一分钱给自己花，今年你就该毕业下乡了，到那里出工劳动看看点啥的，用得上。正好你哥在上海学习呢，给他写封信，让他在那里托托人，想法给你买一块手表。”听了妈妈的话，我喜的脸上立刻绽开了花。我恭恭敬敬的给妈妈行了个礼，“谢谢妈妈！”

　　一个多月后，妈妈下班进了家。她笑着对我说，“孩子，你猜妈妈给你带回来啥了？”我不解的看着妈妈。妈妈从布兜里掏出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木盒递给我，我看到这木盒是从上海邮寄来的。我的心“砰砰”直跳，莫非是哥哥给我买到了手表？我看着妈妈，妈妈微笑着给我使了个眼色，“打开看看。”我小心翼翼的启开木盒，取出里面的纸盒，打开纸盒，里面又盛着一个精致的小纸盒。是手表！我喜出望外。赶紧到洗脸盆里用香皂把手洗了又洗，这才轻轻地打开表盒。

　　一块锃亮的手表展现在眼前，是“北京牌”手表。虽说它不是名牌，但在那个年代能够买到已经是万幸的了。这只手表表蒙晶莹剔透，表盘正中是天安门图案，电镀表壳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我拿起它贴在耳边，“咔咔”“咔咔”匀速的齿轮声清脆悦耳，如同奏响的美妙音乐。我欣喜的将手表放在妈妈耳边，妈妈笑容满面的说，“好表！好表！”

　　“按上表带，戴上让妈看看。”我迅速的将皮表带安装好，放在腕子上比量了一番。但最终还是没有戴上它，又放回了表盒。妈妈疑惑不解的问我，“孩子，你不是早就盼着能有一块手表吗？现在如愿以偿了，怎么不戴上它呢？”

　　“妈妈，您和爸爸还没戴过手表呢，我一个没毕业的学生怎么忍心戴着呢。还是给爸爸戴吧。”我对妈妈说。

　　然而，这块手表爸爸，妈妈谁也没舍得戴，它一直静静地躺在木盒子里。直到我下乡插队的前一天晚上，妈妈从柜子里取出了表盒，“孩子，明天你就要下乡了，是成年人了，这表你就戴上吧。”爸爸也冲着我点了点头，示意我戴上。这次我没有再拒绝爸爸妈妈，高兴地打开表盒，端端正正的戴上了手表。妈妈瞅瞅爸爸，高兴的说，“提了身价，挺帅的哈！”

　　从那以后，我就始终戴着这块“北京牌“手表，它陪着我起早贪晚度过了两年多的知青岁月，陪着我走过了三十多年企业火热的生活，我下岗失业了，它却没有嫌弃过我，离开过我，与年近六旬的我一起书写着一篇篇拙作。它用分分秒秒记录了我的甘甜苦辣，它用时时刻刻见证了我的人生轨迹，年复一年。随着社会进步，全自动手表，电子表，石英表等高档新型手表不断问世，琳琅满目，但我依然青睐我的“北京牌”手表，虽然它的表面已失去了诱人的光泽，然而直到今天它还在为我兢兢业业的工作着，走的那么准时，那么有条不紊，它是我离不开的“伙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