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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哲学家要谈论正义，相对容易：与主题保持距离，将其抽象并简化为一种理论，毫无结果地争论着权利与需要、应得与平等之间的冲突。其他主题可没那么容易谈论。

　　哲学之所以追求形式化和“干瘪”，是有其隐秘动机的。人类苦难就其本性而言，绝不会是“干瘪的”。“哲学性”这一表达，通常被用以指称一种通过思想处理不幸的能力，但是，有了专业面貌的哲学却不愿面对既困难又敏感的悲剧问题，在这方面的无能已经臭名昭著。我们应如何应对疾病和令人颓废的意外？除了通常的陈腐话语和安慰之外，对于一个失去至爱或手臂或视力的人，我们哲学家能说些什么？当某个最终不可避免的悲剧发生在我们身上时，我们应如何生活，如何思考？我们全都遇到过或读到过一些杰出的圣贤，在遭受了最惨痛的不幸后，仍欣然接纳生活、应对从容，甚至不乏幽默。哲学能帮助我们做到这样吗？

　　我们可能想区分悲剧和不幸，认为后者是生命不可避免的方面，而前者只属于极其高贵的人，比如“俄狄浦斯的悲剧”或“李尔王的悲剧”。但在这里，我们心中的平等主义会冲出来，反抗这种贵族传统。但考虑到近来好几位名人过世，舆论大肆宣扬，公众纷纷哀悼，我们或许可以说，我们人类似乎未必真的认为所有苦难都是同等重要的。尽管如此，这个哲学观点仍可通过平等主义的方式得到。何为苦难——什么使人痛苦——可以说因事因人会极其不同。但是苦难本身，是每个生命的一部分，而且作为悲剧，它不仅仅是苦难了。我将表明，作为悲剧，它有其意义。什么赋予苦难以意义，这是哲学要探究的问题。

　　事实上，已经没有认真的哲学专业学生阅读《生命的悲剧感》，也没法理解其对悲剧的敏感。乌纳穆诺论述的死亡、苦难和不应有的不幸等尖锐问题，实际上处于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核心，但已经完全被排除在哲学之外。人类生活的残酷事实，就是苦难不会消失，邪恶得不到救赎。我们的理性如是说。

　　作为一个早期的存在主义者，乌纳穆诺采取的是一种“非理性主义的”路线，反对对苦难和邪恶的哲学问题做任何科学或“客观的”回答。他论证说，理性只能把我们导向怀疑论。它会让生活失去意义。但是，信仰虽然是理性和绝望之外的选择，却难以摆脱理性的阴影，因此它也逃不脱怀疑论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是无法不理性的。

　　在其对这一困境的尝试性回答中，乌纳穆诺追随克尔凯郭尔，用了“信仰的跳跃”，可以说是克尔凯郭尔的“主观真理”之一种，它超越了理性和客观性。但与克尔凯郭尔不同的是，无论如何全身心地激情投入，总还有理性搅在其中。我们无法忽视或否认不可摆脱的苦难和无法救赎的邪恶这些事实，我们最终也无法看透它们。有时，乌纳穆诺认为面对这一“绝望”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意义。赋予生命以意义的，是一种反叛形式，即对理性的反叛，坚持要充满激情地相信理性无法令人我们相信的东西。生命的意义在激情中才能找到——浪漫的激情、宗教的激情、工作和游戏的激情，以及面对理性“知道”无意义的事情仍勇于献身的激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