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晋南北朝，又称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，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特点你了解多少?下面是有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特点，欢迎参阅。

　　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特点

　　1.文化艺术成就多样，各具特色

　　东晋的王羲之吸收汉魏诸家的精华，集书法之大成，被后世誉为“书圣”;东晋顾恺之的人物画，线条优美，活泼传神，富有个性。

　　2.科技成就突出

　　如圆周率的计算、《齐民要术》、《水经注》等。

　　3.思想领域异常活跃

　　佛教传入中国后迅速发展，在南北方的政治、经济领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，以至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，也都打上了佛教影响的烙印。

　　4.体现了民族大融合的特色

　　重要的文化成就，来自不同的民族，也体现了不同民族的风格。

　　5.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。

　　不同时期，不同地域的文化，有着明显的区别。特别是南北文化差异很大，如南北民歌风格的不同，外来佛教在南北的差距等。(南方重佛理，北方重形迹，南方佛教艺术多由寺院组成，北方佛教艺术多由信徒制作等)

　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大放异彩的原因

　　一定的文化是由一定社会政治、经济决定的，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、经济状况。

　　政治上，虽然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十分激烈，但各族人民逐渐走向和睦相处，出现了民族大融合。当时，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，同汉族杂居，互相学习，不断融合。

　　经济上，北方经济恢复发展，江南经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得到了开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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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关于仪礼中所用的音乐。十六国北朝时期，中国传统的所谓雅乐正音，只有凉州张氏政权保留一部分，前秦灭张氏得之。东晋太元十一年(386)后，一部分传入南方，一部分保留于后秦。颜之推在隋开皇2年(582)上言：”礼崩乐坏，其来自久。今太常雅乐，并用胡声”。隋初郑译定乐之”七调”，实即周武帝时龟兹人苏祗婆之”七声”(《隋书》卷十四《音乐志》中)。开皇初定七部乐为：《国伎》、《清商伎》、《高丽伎》、《天竺伎》、《安国伎》、《龟兹伎》、《文康伎》。又杂有疏勒、扶南、康国、百济、突厥、新罗、倭国等伎。至炀帝大业(605—618)中又定九部乐为《清乐》、《西凉》、《龟兹》、《天竺》、《康国》、《疏勒》、《安国》、《高丽》、《礼毕》等。上述隋代九部乐，除《清乐》、《礼毕》两部乐书自汉族外，其余七部乐均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出自东夷、北狄、西戎或西域、天竺。而且隋乐对唐乐影响极大。魏晋以后礼仪音乐等文化观念的开放性，对唐代影响颇深。

　　最能代表开放型文化观念的，乃是”胡床、胡坐”在汉人生活中传播后，汉人生活起居产生的巨大变化。从东汉末到隋代，我们所见到的有关胡床的资料较多，当时汉族皇室、贵族和一般家庭，在各个生活领域中多使用胡床。胡床只能垂脚坐，加之佛教东来跏趺坐(盘腿坐)的影响，开始改变了我国古代传统的跪坐法，这在汉人生活起居习俗上是一个较大的变化。古代汉人的坐具，由席地而床、榻，由床榻而胡床，由胡床而小床，再由小床演变为高足椅子。同时人们的坐法，也由跪坐改变为垂脚高坐。这个变化过程大约从东晋南朝开始，至唐中叶以后完成(参考拙文《胡床·小床和椅子》，见《文史知识》1989年第5期)。李济先生在《跪坐蹲居与箕踞》一文中提出假说，认为”跪坐习惯在中国日常生活中被放弃，大概起源于胡床的输入，以及东来佛教僧徒跏趺的影响”。这个假说已为史实所证明。

　　再从学术思想领域看，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交融，开始于魏晋。汤用彤先生在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第6章《佛教玄学之滥觞》中指出，魏晋”五十余年中，中华学术生一大变化”，即佛教的玄学化。牟子《理惑论》对佛教玄学化开其端，支谦等兴佛教大乘若般学，大倡”本元”旨趣，与玄学家述《老》《庄》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核心命题相契合。西晋灭亡，玄学转衰，佛教玄学化更为兴盛。南齐顾欢首作《夷夏论》，以”夷夏之别”为由反佛，引起了儒佛道一场大争论，三方在争论中都以儒家理论驳难对方，其结果不仅没有因夷夏之别而贬低佛教，反而加深了儒玄佛的进一步交融。而且与佛教密切联系的石刻、绘徒ㄖ艺术，在南北朝也产生了辉煌的成果。总之，魏晋南北朝思想界遗弃”夷夏之别”的旧观念，儒玄对佛理的吸取和改造，最能说明在思想理论最高层次上表现出来的开放型文化宽容精神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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